古诗，也叫古体诗，与唐代成形的平仄严谨的格律诗相对而言。若论时期，在唐人及后人看来唐以前的诗歌都算作古诗；唐代以后虽然律诗占主导地位，还是有人会刻意写作破律的诗，这部分也可以看成古诗，如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杜甫的《丽人行》《兵车行》等。
曾刚父旧藏丁惠康题《古诗源》书影
光绪三年《评选古诗源》书影
《古诗源》是清人沈德潜所选编的一部唐以前的古诗选集。这是一部资料性的选本，唐以前的著名诗篇（除《诗经》《楚辞》外）大多数都已选录在内，而且还从一些古书中辑录了不少民歌谣谚，按时代分十四卷，共七百余首。可谓：
于古逸存其概，于汉京得其详，于魏晋猎其华，而亦不废夫宋、齐后之作者。既以编诗，亦以论世。使览者穷本知变，以渐窥风雅之遗意。
但此书几无人校改，学界流行的一直是白文本。周明教授用五年时间为之校注，校出错误百余处，并附有考释、注解、集评等内容考释讹误、阐释诗意、列明原诗出处等。
周明教授的《古诗源校注》，吸收了近现代以来学者辨伪、校勘、注释、考证、鉴赏的成果，详略得当，是目前唯一的简体校注本。
编选者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是清代著名的诗人和诗歌批评家。除了《古诗源》之外，还有《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等选本，流传颇广。
《吴中先贤谱》中的沈德潜画像
校注者周明，1937年生，1958年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78年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史，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82年调江苏教育学院任教，1997年退休。1998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发表学术论文39篇，专著《中国古代散文艺术》《文心雕龙校释译评》等。
古诗源校注
沈德潜 选 周明 校注
ISBN：978-7-100-18431-1
定价：268.00元
商务印书馆 2021年1月
周明教授为《古诗源校注》所作的前言较为详备地介绍了《古诗源》的特点和价值，特录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古诗源》是清代著名诗选家沈德潜选编的一部唐前古诗选本，收录了从上古至隋代的古诗及歌谣680题700余首，按时代顺序分为14卷。这是一部篇数不多而选目较稳妥且编排比较系统的优秀古诗选本。
沈德潜说：“诗至有唐为极盛，然诗之盛非诗之源也。”（《序》）他认为唐以前之古诗是唐诗之源头，所以他把选编的这部书命名为《古诗源》，意即“古诗为源”。
沈德潜手迹之一
《古诗源》的优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梳理古诗的发展历程，表现出符合客观历史进程的诗史眼光
沈德潜把古诗的源头上溯至上古的“陶唐”时代，但源头的水是向前流动发展的。为“使览者穷本知变，以渐窥风雅之遗意”（《序》），他按照由古至今的时序，选入了对唐诗兴盛有作用的各代古诗，指出其发展的统绪。他在《例言》中说：“上自陶唐，下暨秦代……穷诗之源也。”“《风》《骚》既息，汉人代兴……就五言中，较然两体。”（两体，即“古诗体”与“乐府体”。）魏晋之后，“诗至于宋，体制渐变，声色大开”，至“萧梁之代，风格日卑”，“陈之视梁，抑又降焉”，但“梁时《横吹曲》，武人之词居多。北音铿锵，钲铙竞奏……犹汉魏人遗响也。北齐《敕勒歌》，亦复相似”。“北朝词人，时流清响。庾子山才华富有，悲感之篇，常见风骨，所长不专在造句也。”
南北统一之后，“隋炀帝艳情篇什，同符后主，而边塞诸作，矫然独异，风气将转之候也。杨处道（杨素）清思健笔，词气苍然。后此射洪、曲江，起衰中立，此为之胜、广矣”。从《例言》的这些语句中可以看出，沈德潜虽然尊“诗教”“风雅”为唐前诗歌的主流，但他也推崇“风骨”。他说，晋代“太冲拔出于众流之中，丰骨峻上，尽掩诸家”，“后此越石、景纯，联镳接轸”。
这条主线其后虽时隐时显，但不绝如缕，由作为“汉魏人遗响”的北朝乐府民歌接续，至北朝诗人庾信“常见风骨”。再往后，隋代诗人的风气逐渐转变，成为唐代陈子昂倡导风骨的先导。沈德潜梳理出的这篇唐前诗史与刘勰《文心雕龙》中对先秦至（刘）宋古诗发展的叙述是一致的，而且增加了对齐、梁、陈、隋诗的评述，脉络是很清楚的。
与其《例言》相应，《古诗源》按时代顺序分卷编选了唐前的古诗作品，显示出古诗发展的阶段性。例如，第一卷《古逸》，从史书、诸子等书中采录了大量上古歌谣，使读者感知中国诗歌起源于上古歌谣，它们也是《诗经》《楚辞》产生的土壤。这些作品有助于读者了解先秦诗歌的全貌。
其后，选入了汉代五言诗，刘邦、项羽、刘彻等人的诗篇悉数选入，所谓“苏李诗”与《古诗十九首》等汉代五言诗名篇亦尽收卷中。汉乐府民歌也选入很多。其后魏代诗人中的三曹、建安七子，魏末阮籍、嵇康的代表作品，充分地展示了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的风貌。往后，晋诗卷选入“三张二陆两潘（缺潘尼）一左”的诗作为太康之体的代表，以王羲之诗作为玄言诗的代表，以郭璞诗作为游仙诗的代表，以陶渊明诗作为田园诗的代表。南朝宋代以谢灵运山水诗为代表，还有齐、梁永明体之诗，等等。各种题材异彩纷呈，名篇佳作琳琅满目。对宫体诗作家也有涉及，不过所选作品并非地道的宫体。总之，本诗选以时代分卷，以大诗人担纲，确实能显示唐前古诗发展的曲折历程。
沈德潜手迹之二
二、重视有至情至性的雅正之作，所选均为经过历史考验的传统名篇
沈德潜并不认为一切古诗都是唐诗之源，只有那些雅正且有至情至性的作品才入他的法眼。沈氏论诗崇尚真情。他说：“古人意中有不得不言之隐，借有韵语以传之。如屈原江潭、伯牙海上、李陵河梁、明妃远嫁，或慷慨吐臆，或沉结含凄，长言短歌，俱成绝调。若胸无感触，漫尔抒词，纵办风华，枵然无有。”（《说诗晬语》）这个观点与梁代诗评家锺嵘的观点（见《诗品序》）是一致的。
沈氏所选都是动人的佳作。对于有定评的名家名作他是不吝篇幅的，例如《古诗十九首》全选，曹操选8首，曹植选29首，谢灵运选25首，鲍照选35首，谢朓选33首，庾信选22首，陶渊明之作竟选入40首，几乎涵盖陶公全部优秀之作。一些并不著名的作者，只要作品真情动人，也加以选录，如梁代卫敬瑜妻王氏的《孤燕诗》、北齐冯淑妃的《感琵琶弦》，虽是小诗，也颇有传诵的价值。
对于这些优秀诗篇，沈德潜在评注中都作出简要点评。如评蔡琰《悲愤诗》曰：“激昂酸楚，读去如惊蓬坐振，沙砾自飞。在东汉人中，力量最大。……由情真，亦由情深也。”评《古诗十九首》曰：“《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中间或寓言，或显言，反复低徊，抑扬不尽，使读者悲感无端，油然善入，此《国风》之遗也。”评阮籍的《咏怀》曰：“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令读者莫求归趣，此其为阮公之诗也。必求时事以实之，则凿矣。”评刘琨之诗曰：“越石英雄失路，万绪悲凉，故其诗随笔倾吐，哀音无次，读者乌得于语词间求之。”这些评语均系真知灼见，多为后人评论这些古诗时引用。
对于历代民歌，沈德潜也很重视。除先秦歌谣外，两汉至隋的民歌选入90多篇。民间作品在《古诗源》中占的篇数是相当可观的。他对乐府体作品评价很高，说“《庐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等篇，诗中之国风也”，“观此可以知治忽、验盛衰也”（《例言》）。对于这些民歌叙事、抒情的真挚动人，评语中屡见赞赏。如评《孤儿行》曰：“极琐碎，极古奥，断续无端，起落无迹，泪痕血点，结掇而成，乐府中有此一种笔墨。”评北齐咸阳王宫女所作之《咸阳王歌》曰：“深情出以婉节，自能动人。一时文人诗，浅率无味，愧宫中女子多矣！”
由于标榜雅正，《古诗源》中还选入一些思想上、艺术上都没有多少价值的庙堂之作，如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颜延之《郊祀歌》之类的诗篇，读者不借助古注，难以读懂。我认为这是沈氏为装点门面不得不尔，他真正喜欢的还是那些具有至情真性和风骨的作品。
三、注意诗歌艺术的品鉴，辨别不同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
沈德潜选编《古诗源》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唐诗之源，知道唐诗是如何吸收前代诗歌的营养发展而来的，而且是向学诗者提供一个范本，供人揣摩。他说：“不敢谓已尽古诗，而古诗之雅者略尽于此，凡为学诗者导之源也。”（《序》）《古诗源》无注，但沈氏说：“为人启涂径，未能免俗耳。”（《例言》）他为人启途径的方法是在诗作者名下、诗题之下或诗篇末尾作简要的评点，如评曹操诗曰“沉雄俊爽，时露霸气”；评曹丕诗曰“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评曹植诗曰“子建诗五色相宣，八音朗畅，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不骋博，苏、李以下，故推大家”。这几则评语准确地指出了曹氏父子三人不同的艺术风格。
其评左思曰：“太冲胸次高旷，而笔力又复雄迈，陶冶汉魏，自制伟词，故是一代作手，岂潘、陆辈所能比埒！”又评其《咏史》八首曰：“太冲咏史，不必专咏一人，专咏一事，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此千秋绝唱也。后惟明远、太白能之。”这两则评语均为研究左思的学人反复引用，可谓的评。评鲍照曰：“明远乐府，如五丁凿山，开人世所未有，后太白往往效之。”评陶渊明诗曰：“清远闲放，是其本色，而其中自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几及处。”这些评语指出了各个诗人独特的风格，没有深厚的艺术品鉴功力是道不出的。
对于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沈德潜也有独到的把握。他说：“措词叙事，乐府为长。”（《例言》）对乐府民歌与文人古诗艺术风格的区别也看得很准，例如评汉乐府民歌《陌上桑》曰：“铺陈秾至，与辛延年《羽林郎》一副笔墨，此乐府体别于古诗者在此。”他对《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评论十分精彩，曰：“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覆覆，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世，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他对这首诗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对于大家之作的缺点，沈德潜也不回避，如评陆机曰：“士衡诗亦推大家，然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笔又不足以举之，遂开出排偶一家。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降自梁陈，专工队仗，边幅复狭，令阅者白日欲卧，未必非士衡为之滥觞也。……士衡以名将之后，破国亡家，称情而言，必多哀怨，乃词旨敷浅，但工涂泽，复何贵乎？苏、李、《十九首》，每近于风，士衡辈以作赋之体行之，所以未能感人。”这一评论也证明真情是诗歌的灵魂，沈氏对此是十分重视的。
《古诗源》虽是一部优秀的选本，也有不足之处。
一是选诗甄别不精，选入了一些公认的伪作。他在《例言》中说：“汉以前歌词，后人拟作甚夥，如夏禹《玉牒词》、汉武帝《落叶哀蝉曲》类是也。词旨可取，不妨并登，真伪自可存而不论。”诚然，先秦古歌有的出于伪书，沈氏选编之时，研究者尚未能确判其真伪，收入书中当可不论。汉以后的一些诗篇，出处清晰可考，本可不误，但沈氏时有错冠其主名者。如《河中之水歌》，最早采录之书《玉台新咏》题作无名氏“歌词”，《文选》李善注引作“古诗”，《艺文类聚》称为“古辞”，但《古诗源》却署为梁武帝作。《西洲曲》，最早收录之书《玉台新咏》题为江淹作，《乐府诗集》收入“杂曲歌辞”，实是南朝乐府民歌，沈氏也将其归于梁武帝，均为失误。
二是诗篇存有异文，不足为怪，但有一些是明显的错字，沈氏未能勘正。三是囿于儒家诗教的束缚，对六朝时期乐府中大量保存的《子夜歌》《读曲歌》之类的小诗，沈德潜称其为“诗中别调”，认为它们“郑、卫杂兴”，故概不入选，殊不知这些小诗也是唐诗所由出的。
《古诗源》这部著名的古诗选本，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较详的注本。笔者不自量力，加以校注，目的是想吸收近现代以来学者辨伪、校勘、注释、考证、鉴赏的成果，汇成一书，并不想让它成为一家之言，但并不等于说书中没有笔者的一得之见。在此把编写《古诗源校注》的一些做法加以说明。
关于【考释】。在各诗篇正文之后，笔者首设“考释”一项，在此用力最多。
其一是指出本诗的最早出处。《古诗源》所选之诗在古代许多史书、总集、别集、类书中均有收录，不免存有异文。许多别集系后人搜辑而成，并非原貌。找出其最早出处，可考见作品原貌，有助于辨伪和校勘。当然，笔者并非唯古是从，而是在校勘中细心考辨，择善而从。这项工作得益于逯钦立先生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其二是辨析作品真伪。有些作品经历代研究者考定为伪托，已成公论，如所谓“苏李诗”，笔者只加以确认。有些学术界尚未确定真伪，笔者只介绍争论梗概，如蔡琰五言《悲愤诗》。有些则提出个人一孔之见，如论证世传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非陈琳作，而系乐府古词；指出署名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也是乐府古词。
其三是考定诗题之误。如隋朝杨素之诗《赠薛播州》，查播州在今贵州遵义，且在唐初贞观年间始置州，死于隋代的薛道衡不可能到唐代才有的播州任刺史，考之诗篇内证，应为番州，即今广东广州市。
其四是考定诗篇写作时间。本书不设作者小传，但尽力考定诗篇写作时间或作品本事，藉此可以知人论世，有助于把握诗篇旨意。
这项工作多参考本系先贤吴文治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有时笔者也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如曹植《杂诗》之一《高台多悲风》是思念其弟曹彪的。考《三国志· 魏书》，知其异母弟曹彪在魏明帝太和六年（232）徙封楚王，身在万里之外的南方，身份已非吴王，也非白马王。曹植于此年病故。诗中说：“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由此推知此诗作于太和六年而非某些选注本说的黄初三年（222）。又《仆夫早严驾》一首，旧说作于魏文帝黄初四年（223）。考《三国志· 魏书》曹植在太和二年（228）由浚仪王改还雍丘王，此年八月魏伐吴，大败，大司马曹休亡。曹植于九月上《求自试表》，愿赴国忧，《表》中慷慨激昂之情与诗篇一致，诗曰：“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涂，东路安足由！”故推知此诗作于此年，“东路”并非黄初四年由京城洛阳返回封国鄄城之路，而是由浚仪（今河南开封）返回雍丘之路。黄初四年曹植与白马王曹彪泣别，是不会有这种慷慨之情的。
再如对陶渊明《游斜川》诗作年的考证，系吸取了袁行霈先生的研究成果，确定该诗首句“开岁倏五日”应作“开岁倏五十”（张玉谷《古诗赏析》此篇注曰：“《宋本陶渊明诗》作“五十”）。由诗序中之“辛丑岁”（401）上推50年，知陶渊明生于东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岁（352），亡故之年在宋文帝元嘉四年（427），故诗人享年76，而非63。由此，则陶氏年谱当重新编写，作品系年也当重新推定。
其五是对一些组诗的内部结构作重新认识，取得一些新的见解。如左思《咏史》8首、鲍照《拟行路难》16首，旧说均以为非作于一时一地，与阮籍《咏怀》、庾信《拟咏怀》一样，是同题作品的汇集。笔者研究后认为，左思《咏史》应作于晚年，是回顾一生经历、记述一生“心史”的组诗，按时序排列，内部有严密结构。而鲍照的《拟行路难》似应作于青年时期，是诗人尚未入仕之时忧叹人生艰难之作，很可能就是他向临川王刘义庆投献的那一组杰作。
关于【注解】。为《古诗源》中的诗篇作注，很难成为纯粹原创性的工作，因为能参考的古注和今注都很多，无需回避，也无法回避。这些注释为笔者提供了很多便利。笔者吸取了以往最好的注释成果，有时也提出自己的见解。注释力求详尽，指出其中的通假字、语助词，并解析一些特殊的句式。有些句子，要注出词语的出处或典故的来源，这项工作多参考友人冯保善的《新译古诗源》，使我省去许多翻检之劳。《古诗源》所选之诗在各种总集、别集中异文颇多。本书不出校记，对重要的异文在各条注释中随文注出；沈书中有些确属错字，则在注文中改正。这项工作依然得益于逯钦立先生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关于【评论】。本书在各篇注解之后设“评论”一项，选用了一些古今研究者的评语，以古代的评论为多。这些评语有助于读者深入学习、欣赏这些诗篇。其中有些是从《文心雕龙》《诗品》等书中摘引，更多的是从各种选注本或各种研究资料汇编中转录，在此特加说明。
本书以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竹啸轩初刻本为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