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人类情感最早、最纯粹的结晶，当语言尚在萌芽，诗歌的韵律便已随着先民的呼吸与心跳，在劳动与祭祀的号子中悄然诞生，它并非诞生于书斋，而是源自生命与自然最直接的对话。
要探寻诗歌的源头,我们的目光必须投向古老的东方，中国诗歌的曙光，在《诗经》中喷薄而出，这部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诗歌的总集，并非由某一位诗人独自完成，它是集体智慧的合唱，是民间心声与宫廷雅乐的共同记录。“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朗朗上口的诗句，起初或许只是河边劳作者见景生情的自然吟唱；“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则详尽描绘了先秦时期农耕社会的生动图景，其创作背景与先民的生存、劳作、祭祀紧密相连，孔子曾言：“不学诗，无以言。”这揭示了《诗经》在当时的核心使用方法——它不仅是审美的对象，更是社交场合中表达观点、展现修养的重要工具，其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奠定了中国诗歌数千年的美学基石。
几乎在同一历史轴线,西方文明的诗歌传统也从荷马的史诗中开启。《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宏阔篇章，最初是行吟诗人在宫廷与市集口耳相传的瑰宝，这些史诗的创作背景，是古希腊人对英雄时代的集体记忆与想象，其作者“荷马”本身或许就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它们的使用方法，在于凝聚城邦意识、传颂民族历史与价值观，瑰丽的比喻、磅礴的叙事，是其震撼人心的核心手法。
诗歌的河流奔腾不息,进入文人创作阶段，诗人作为独立的创作主体登上历史舞台，屈原的《离骚》横空出世，开创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与诗人自身的政治理想破灭和放逐经历血肉相连。“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的深刻交织，使得诗歌成为抒发个人情志、表达政治抱负的载体，象征与神话的运用，在此达到了一个高峰。
及至唐代,诗歌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李白与杜甫，两位巨匠，以其截然不同的创作手法，共同构筑了诗歌艺术的巅峰，李白的诗歌，其创作背景往往与漫游、求仙、饮酒相关，充满超凡脱俗的想象力。“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其手法是极致的夸张与浪漫的幻想，语言浑然天成，如清水芙蓉，而杜甫的诗歌，则深深植根于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苦难现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其手法是严谨的写实与沉郁的顿挫，将个人感怀与家国命运紧密融合，他们的作品，不仅在当时作为交流唱和、记录历史的工具，更成为后世理解那个时代最珍贵的文献。
词,作为诗歌的别体，在宋代达到了鼎盛，苏轼与李清照，是两座风格迥异的丰碑，苏轼拓展了词的意境，将诗的题材与手法引入词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开创了豪放词风，其创作背景多与其宦海浮沉、人生感悟相关，而李清照的词，前期清新婉约，后期沉郁苍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其创作手法精于白描，善用日常语汇入词，将个人情感抒写得淋漓尽致，词在宋代的使用方法更为广泛，它不仅是文学的，更是音乐的，是当时文化娱乐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
时至今日,古典诗歌并未因时代变迁而失去其价值，它的使用方法早已融入我们的文化血脉，学习诗歌，不仅是学习一种文学形式，更是进行一场审美训练与心灵滋养，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入手：
理解意象与意境：诗歌之美，在于通过具体的“象”（如明月、杨柳、孤帆）传递出抽象的“意”（如思乡、离别、孤寂），品味诗歌，就是要走入诗人所营造的那个独特艺术空间。
掌握基本格律：尽管现代创作不必严格拘泥于古法，但了解平仄、对仗、押韵等基本知识，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欣赏古典诗歌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的美感，如同理解建筑的结构，能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建筑的宏伟。
联系时代与生平：知人论世是解读诗歌的重要途径，了解诗人的生平经历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往往能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诗歌内核的窗户，理解其文字之下的深沉寄托。
融入生活与表达：在适当的场合，引用一句贴切的诗词，能使我们的语言瞬间增色，情感表达更为含蓄深邃，它也可以成为个人内省、记录生活瞬间的优雅方式。
诗歌,从远古的号子到案头的清词丽句，始终是人类精神的灯塔，它教会我们如何凝练地观察世界，如何深邃地体察内心，在喧嚣的现代生活中，静心读一首诗，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方宁静的栖息地，让我们在千年前的回响中，找到情感的共鸣与智慧的启迪，这份穿越时空的力量，正是诗歌永恒的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