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作为唐代诗歌的巅峰代表之一,其创作生涯常被划分为前后两期，安史之乱（公元755年）是一个关键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杜甫的诗歌已展现出非凡的才情与独特的风格，为他日后“诗圣”地位的奠定积累了深厚根基，理解杜甫前期的创作，是走进他宏伟诗歌世界的重要入口。
前期的时间范畴与人生轨迹
杜甫的前期,主要指他从少年漫游至安史之乱爆发前夕的人生阶段，即从唐玄宗开元年间到天宝末年（约公元712-755年），这一时期，大唐帝国虽表面繁荣，但社会矛盾已日益深积，杜甫的人生轨迹大致如下：
- 少年与漫游时期：出身于“奉儒守官”的世家，早年饱读诗书，曾南游吴越，北历齐赵，这段壮游经历开阔了他的眼界，孕育了其诗歌中雄浑的气象。
- 困守长安时期：为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杜甫客居长安十年，他屡试不第，献赋投赠，仅得微官，生活陷入困顿，这使他深刻体察到盛世帷幕下的社会危机与民生疾苦。
前期诗歌的主要题材与代表作
杜甫前期诗歌题材丰富,情感激昂，既有个人的豪情与抱负，也有对现实的敏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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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怀言志，展露襟怀 漫游时期的作品充满青春朝气与豪迈之情，名作《望岳》便创作于此时，“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以阔大之问开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则抒发了诗人攀登人生顶峰的雄心壮志，气象宏阔，格调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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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自然，寄托深情 杜甫对自然景物有着细腻的感知力，如《夜宴左氏庄》中“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的幽静，又如《题张氏隐居二首》中“涧道余寒历冰雪，石门斜日到林丘”的清冷，都体现了诗人锤炼字句、营造意境的早期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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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现实，关怀民生 困守长安的经历是杜甫诗风深化的重要转折，他目睹上层奢华与底层艰辛，写下了一批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诗篇。《兵车行》以“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的生动场景，控诉了朝廷开边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的沉痛呼声，直指社会心理的畸变。《丽人行》则通过描绘杨氏兄妹曲江游宴的奢华场面，“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以冷峻的笔触讽刺了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这些乐府体诗歌，标志着杜甫开始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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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友怀人，情深意切 杜甫重情重义，前期与李白、高适等诗人的交往留下了动人诗篇。《春日忆李白》中“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表达了对李白诗才的无比倾慕，《赠卫八处士》中“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则抒发了乱世中友情的珍贵与人生的无常。
前期诗歌的艺术手法与风格演进
在艺术上,杜甫前期诗歌已展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与卓越的创造力。
- 体裁的兼擅与创新：他五言、七言、古体、近体皆工，尤其在律诗创作上，已开始追求精严与变化，如《房兵曹胡马》以律诗咏物，“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骨力遒劲，寄托遥深；《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等组诗则展现了以律诗写景叙事的出色能力。
- 语言的锤炼与凝练：杜甫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善于运用动词和形容词使画面生动，如“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中的“垂”与“涌”，极具动感和力量。
- 沉郁顿挫风格的初现：尽管前期诗风总体偏向豪放、清丽，但在长安后期的作品中，那种因理想受挫、洞察危机而产生的沉郁之气，以及情感表达上的波澜起伏、回旋蓄势，已初现端倪，这为他后期“沉郁顿挫”主导风格的形成完成了艺术上的准备。
前期创作的价值与意义
杜甫前期的诗歌,并非简单的“练习阶段”，而是一个伟大诗人精神成长与艺术探索的完整记录，它清晰地展示了一条创作路径：从抒发个人抱负，到描绘自然山水，最终将视野聚焦于广阔的社会现实，这一转变，使他的诗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与人性厚度。
正是前期对诗歌技艺的全面磨砺,对儒家济世精神的执着坚守，以及对国家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为他在安史之乱中及之后，创作出《春望》、“三吏”、“三别”、《秋兴八首》等史诗般的杰作，储备了全部的情感能量与艺术手段，可以说，没有前期的积淀与探索，就没有后期那位集大成、扛鼎历史的“诗圣”杜甫。
阅读杜甫前期的诗歌,我们不仅能欣赏到其早慧的才华与精湛的诗艺，更能触摸到一位伟大诗人如何在时代洪流中定位自我、锤炼诗心，这些诗篇，如同一条河流的上游，清澈而充满活力，已然预示着它汇入大海时的深邃与浩瀚，对于古典诗歌的爱好者而言，循此溯源而上，方能更完整地领略杜甫诗歌宇宙的壮丽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