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诗歌以通俗易懂、内容深刻、情感真挚而著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诗歌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题材内容、语言艺术、创作理念到社会影响，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独特的艺术体系。
上,白居易的诗歌展现了广阔的社会视野和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他打破了盛唐诗歌多以山水、边塞、宫廷生活为主要题材的传统，将目光投向了最普通、最底层的民众生活，他的诗歌深刻反映了中唐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具有鲜明的“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目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的“新乐府”诗和“秦中吟”组诗中，在《卖炭翁》中，他通过“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细腻刻画，生动地描绘了老翁在饥寒交迫中仍为生计挣扎的悲惨境遇，并尖锐地指出了“宫使驱将惜不得”的掠夺本质，对当时宫市的黑暗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在《观刈麦》中，他更是将自己置于农民之中，感受“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劳作艰辛，并对“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进行深刻自省，将个人情感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除了反映民生疾苦，白居易的诗歌也广泛涉及了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如《买花》讽刺了统治者的奢靡，《杜陵叟》揭露了地方官的横征暴敛，这些诗歌题材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充满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愤慨，使其诗歌具有了深厚的社会内涵和思想价值。
在语言艺术上,白居易追求“老妪能解”的平易风格，形成了通俗易懂、明晓流畅的语言特色，他主张“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即用质朴直白的语言，让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百姓也能理解诗歌的内容，从而达到“补察时政”的效果，为此，他刻意雕琢字句，力求准确、生动、形象，避免使用生僻典故和华丽辞藻，他的诗歌语言看似平淡如水，实则蕴含着巨大的艺术张力，在《长恨歌》中，他用“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来描绘杨玉环的美丽，用“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来表达爱情的坚贞，这些句子语言朴素却意境深远，千百年来广为流传，深入人心，而在《琵琶行》中，他对音乐的描写更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一连串精妙的比喻，将抽象的音乐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视觉和听觉形象，语言极具表现力和感染力，这种平易近人的语言风格，不仅极大地扩展了诗歌的读者群体，也使得诗歌的社会教化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白居易的诗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呈现出叙事性与抒情性高度结合的特点，他擅长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来寄托情感，表达思想，其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和《琵琶行》是这方面的典范。《长恨歌》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为主线，从“汉皇重色思倾国”的起因，到“六军不发无奈何”的转折，再到“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结局，情节曲折，波澜起伏，既有对爱情缠绵悱恻的细腻描绘，也有对国家兴亡的深沉反思。《琵琶行》则通过一个沦落天涯的琵琶女的遭遇，抒发了自己“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宦海沉沦之悲，诗人将琵琶女的身世之悲与自己的迁谪之恨交织在一起，情景交融，感人至深，除了长篇叙事诗，在他的许多短诗中，叙事与抒情也结合得非常紧密。《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既是对自然景象的客观描绘，又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和离别时的惆怅之情，这种将叙事作为抒情载体的手法，使得他的诗歌情感表达更加具体、深沉，避免了空洞的说教。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理念是其特色形成的重要基石,他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明确地将文学与社会现实、政治功用紧密联系起来，他认为，诗歌的根本目的在于“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即反映社会问题，弥补政治缺失，这种强烈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贯穿于他一生的创作实践中，他将诗歌分为“讽谕诗”、“感伤诗”、“闲适诗”和“杂律诗”四大类，讽谕诗”是其创作的核心，内容最深刻，社会意义也最重大，在这些诗歌中，他大胆地揭露社会黑暗，讽刺权贵腐败，同情人民苦难，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的“闲适诗”则更多地表现了他个人生活中的闲情逸致和对自然的热爱，如《钱塘湖春行》中“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描绘了西湖早春的生机勃勃，语言清新自然，充满了生活情趣，这种将社会责任与个人生活体验相结合的创作理念，使得他的诗歌既有深刻的思想性，又不乏艺术的美感。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新乐府”运动启发了宋代及以后的许多现实主义诗人，如陆游、元好问等，他们都继承了白居易关注现实、反映民生的创作精神，他的诗歌因其通俗易懂，不仅在文人雅士中广为流传，也在民间口头传播，真正实现了“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的盛况，他对诗歌语言的革新，打破了当时诗坛追求形式华美的不良风气，为诗歌的大众化开辟了道路，他丰富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也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特色方面 | 具体表现 | 代表作品举例 |
|---|---|---|
| 现实主义精神，反映社会矛盾与民生疾苦，题材广泛，关注底层民众。 | 《卖炭翁》、《观刈麦》、《买花》、《杜陵叟》 | |
| 语言艺术 | 追求“老妪能解”，平易晓畅，质朴直白，准确生动，表现力强。 | 《长恨歌》、《琵琶行》、《赋得古原草送别》 |
| 艺术手法 | 叙事性与抒情性高度结合，擅长通过故事和人物形象寄托情感。 | 《长恨歌》、《琵琶行》 |
| 创作理念 |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和教化作用。 | 讽谕诗系列、以及其《与元九书》中的文学主张 |
| 社会影响 | 启后世现实主义诗人，推动诗歌大众化，丰富文学理论，影响深远。 | 对宋代及以后诸多诗人的影响，其诗歌在民间的广泛流传 |
相关问答FAQs：
问：白居易的诗歌为何能做到“老妪能解”？这种风格有什么利弊？
答：白居易追求“老妪能解”的语言风格，主要源于他明确的诗歌创作理念——“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他希望诗歌能够被最广泛的民众所理解和接受，从而更好地发挥其“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教化功能，为此，他在创作中刻意避免使用生僻字、古奥词和繁复的典故，而是采用当时日常生活中鲜活、平实的语言，力求准确、清晰地表达思想情感，这种风格的优点在于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使其不仅能在文人圈中流传，也能深入民间，实现了诗歌的社会价值，其弊端则在于，部分过于追求平易的诗歌可能在艺术锤炼和意境营造上略显不足，缺乏盛唐诗那种浑厚蕴藉、意在言外的艺术魅力，有时会给人以直白浅露之感，但总体而言，白居易的“老妪能解”是一种高度自觉的艺术追求，其成就远大于其局限。
问：除了反映社会现实的“讽谕诗”，白居易的其他类型诗歌，如“感伤诗”和“闲适诗”，有何特色？
答：除了以“新乐府”、“秦中吟”为代表的“讽谕诗”外，白居易还将自己的诗歌分为“感伤诗”、“闲适诗”和“杂律诗”。“感伤诗”以《长恨歌》和《琵琶行》最为著名，这类诗歌多抒发个人身世之感、人生之悲，情感深沉，艺术成就极高，它们虽然不直接针砭时弊，但通过对个人命运和情感的深刻描绘，折射出中唐时期知识分子的普遍心境，具有广泛的社会共鸣，而“闲适诗”则主要表现诗人退居生活后的闲情逸致，如对田园风光的描绘、对自然景物的欣赏、对友情的珍视以及对人生哲理的感悟，这类诗歌语言清新自然，风格恬淡悠远，展现了白居易性格中超脱、平和的一面，如《钱塘湖春行》、《问刘十九》等，充满了生活情趣和人文关怀，这两类诗歌与“讽谕诗”共同构成了白居易丰富多彩的诗歌世界，展现了他作为一位伟大诗人的全面才华和复杂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