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语言艺术的璀璨结晶，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流淌千年，当我们谈论诗歌时，常常会同时提及“诗”与“词”，二者同根同源，却又风貌各异,共同构成了汉语韵律美学的双峰。
从源流上看，诗的历史更为久远，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可追溯至《诗经》与《楚辞》。《诗经》以四言为主，多来自民间采风，反映了周代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楚辞》则以屈原作品为代表，句式灵活，情感澎湃，开创了浪漫主义先河，至唐代，近体诗（格律诗）的规则臻于完善，对字数、平仄、对仗、押韵有严格规定，出现了李白、杜甫等巨匠，诗，尤其是近体诗，在很长时期内是文人抒情言志、酬唱应答的主流载体。
词，则被称为“诗余”或“长短句”，其兴起与音乐关系极为密切，它萌芽于隋唐，繁盛于两宋，词的创作最初是为了配合燕乐（宴乐）曲调进行歌唱，每一首词都有其特定的曲谱，即“词牌”，如《浣溪沙》、《水调歌头》，词牌的格律（字数、句数、平仄、韵脚）由乐谱决定，因此写词又称“填词”，北宋柳永、苏轼，南宋李清照、辛弃疾，都在这一领域留下了不朽篇章，词的诞生场景，多与市井歌筵、文人雅集相关,其音乐性是融入血脉的基因。
这种起源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二者的体貌与气质，诗，尤其是格律诗，结构齐整，庄重典雅，犹如精心建造的殿堂，讲究对仗工稳、意境深远，它更适合表达严肃的志向、深沉的家国情怀或对自然人生的哲理思索，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沉郁，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空灵,都是诗的典型意境。
词则因句式长短参差，节奏更为灵动多变，宛如曲折有致的园林，它更擅长捕捉细微的心绪，摹写私人的情感，刻画场景与心境的幽微之处，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叠字运用，将愁绪层层递进；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景语，精准烘托离人情怀，词在情感表达上往往更细腻、更婉转,也更个人化。
在创作手法上，诗与词都运用赋、比、兴，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诗更重“兴象”与“意境”的整体营造，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词则格外讲究“铺叙”与“点染”，尤其在长调慢词中，叙事、写景、抒情层层展开，细腻绵密，诗用典追求精当、含蓄，以增厚重；词用典则常与情境、声情更紧密地结合，甚至化用诗句入词,生出新意。
至于使用场合，在古典时代，诗是科举应试、官方文书、郑重交往的正式文体，承担着更广泛的社会功能，词在初期更多是娱乐消遣的歌词，文人亦常以词抒写诗中不便明言的婉约情思，但随着苏轼“以诗为词”的革新，词的题材得以扩大，亦可言志咏史，风格走向豪放，与诗的功能有所交融，其内在的韵律特质和审美倾向,依然保持着清晰的界限。
理解诗与词的异同，并非要判其高下，而是为了更深入地欣赏它们各自的美，诗如钟鼎，词似瓷器；诗似泼墨山水，词如工笔花鸟，它们用不同的韵律节奏，承载了中华民族共通的情感与智慧，对于今人而言，读诗可感受其气象与格局，品词可体味其情致与韵味，在创作尝试上，现代人若习古典形式，写诗需锤炼字句、把握格律的严谨；填词则需体会词牌特有的声情,在规矩中寻求流转自如。
古典诗词的滋养，在于提升我们对汉语音韵、节奏和意象之美的敏感度，无论是“大江东去”的旷达，还是“人比黄花瘦”的幽婉，都是我们民族情感宝库中的珍品，在今天快节奏的生活中，偶尔慢下来，读一首诗，品一阕词，或许能让心灵在千年的韵律中找到一份宁静与共鸣，诗词艺术的生命力，正在于它能穿越时空,始终与当代人的心灵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