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
又是一年中秋，年年今日，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人生如逆旅，吾辈皆是行人。从故乡到异乡，从少年到白头。走着走着，风景已经看遍，故人相隔千里。就连曾经的自己，亦或是音讯杳然。
人这一生，日子揉碎了，你会发现都带着一丝悲凉。多少人的表面光鲜亮丽，其实内心千疮百孔。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可能全部看见。每个人其实都是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你是，格隆也是。
但我们还是要感谢上苍赐予我们的这或长或短的一生，感谢每年今日当年明月仍在，不离不弃照亮彩云归来，感谢你身边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因为他们的见证，你所有的汗与眼泪，才是真实的，值得的。
其实，过好一生没有什么技巧，就是笨笨地熬。当你咬牙在黑暗里坚持的时候，一回头，才发现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愿我们都能怀揣一颗悲悯之心，以善意去解读人生冷暖，守护善良，化解人心的凉薄。 也愿我们拥有一颗菩萨心肠，坚守善良的同时，也拥有金刚手段，让善良带点锋芒，去化解世间的艰险。
无论风雨阴晴，月圆月缺，我们都不会停止跋涉，更从不敢懈怠。格隆如是，想来君亦如是。谢一路走来，诸君一直的鼓励、包容与初心不改。更谢当年明月仍在，当照彩云归来，足慰平生梦怀。
值此又一年中秋，格隆诚祝我认识的朋友，以及认识格隆的朋友，都能好人好梦，月圆人圆。
——辛丑中秋 格隆自序
这是一首月夜怀念远方亲人的诗。作者是被冠以“当年唐室无双士，自古南天第一人”美称的宰相张九龄。张九龄(673-740)一名博物，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人，唐中宗景龙初年进士、玄宗开元时历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唐代有名的贤相。他的五言古诗，以素练质朴的语言，寄托深远的人生慨望，对扫除唐初所沿习的六朝绮靡诗风，贡献尤大。
张九龄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张九龄在朝中任宰相。遭奸相李林甫诽谤排挤后，于开元二十四年（736）罢相，遭贬荆州长史，《望月怀远》这首诗应该是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遭贬荆州长史以后，身在异乡望月怀念亲人而写。“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晚年的张九龄站在荆州的望月台上，向往着故乡海上的那轮明月。这个老人，他知道感情，他懂得感情。在这一个中秋月圆的日子里，他在怀念他的妻子和家人。他渴望回到故乡，这是一种落叶归根的愿望。
这首美轮美奂的咏月诗能够流传下来，本身就是个奇迹。张若虚，生卒年不详，字、号均不详，据估计主要活动在公元七世纪中期至公元八世纪前期，不仅他的生平事迹少之又少，而且他的诗作也长期湮没无闻。在唐代，根本没有他的诗集传世。
这个时期正值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从宫廷到民间，从浓艳富丽到清新隽美，在这个年代，被湮没的文人骚客诗歌作品不计其数。匪夷所思的是，这首《春江》诗不知怎么从唐代起被保留下来了，等待了将近一千年后，明嘉靖年间，李攀龙选编的《古今诗删》收录了《春江》诗。闻一多先生评价其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诗中江潮连海，月共潮生。月光闪耀千万里之遥，哪一处春江不在明月朗照之中。细腻的笔触，两现春江、两现明月、两现潮、两现海，交错叠现的景观立即把人带进了一个神奇美妙的境界，使春江花月夜显得格外幽美恬静。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县附近）。先世于隋末流徙中亚。李白即生于中亚的碎叶城（今苏联吉尔吉斯境内）。五岁时随其父迁居绵州彰明县（今四川省江油县）的青莲乡。早年在蜀中就学漫游。青年时期，开始漫游全国各地。天宝初，因道士吴筠的推荐，应诏赴长安，供奉翰林，受到唐玄宗李隆基的特殊礼遇。
但因权贵不容，不久即遭谗去职，长期游历。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起，他隐居庐山，但仍密切注视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后参加永王李璘幕府。永王兵败被杀，李白坐系浔阳狱，第二年长流夜郎，途中遇赦。晚年飘泊于武昌、浔阳、宣城等地。代宗宝应元年（762）病死于其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处。
纵观李白一生，其思想是比较复杂的。儒家、道家、纵横家、游侠思想对他都有影响。他企羡神仙，向往隐逸，可是又不愿“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而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但又不愿走科举的道路。他想通过隐居，求仙获取声望，从而在名人荐举下，受到皇帝征召重用，以便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然后功成身退。诗人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度过狂放而又坎坷的一生。
《月下独酌四首》是李白的组诗作品，其中以第一首流传最广。这首诗约作于公元744年（唐玄宗天宝三年），当时李白在长安，正处于官场失意之时。政治理想不能实现，心情是孤寂苦闷的，但他面对黑暗现实，没有沉沦，没有同流合污，而是追求自由，向往光明，因有此作。
诗意表明，诗人心中愁闷，遂以月为友，对酒当歌，及时行乐。诗中把寂寞的环境渲染得十分热闹，不仅笔墨传神，更重要的是表达了诗人善自排遣寂寞的旷达不羁的个性和情感。此诗背景是花间，道具是一壶酒，登场角色只是他自己一个人，动作是独酌，加上“无相亲”三个字，场面单调得很。于是诗人忽发奇想，把天边的明月，和月光下自己的影子，拉了过来，连自己在内，化成了三个人，举杯共酌，冷清清的场面，顿觉热闹起来。然而月不解饮，影徒随身，仍归孤独。而后，诗人执意与月光和身影永结无情之游，并相约在邈远的天上仙境重见。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表达出由孤独到不孤独，再由不孤独到孤独的一种复杂感情。表面看来，诗人真能自得其乐，可是深处却有无限的凄凉。
此诗是李白初离蜀地时的作品，大约作于开元十二年(724年)秋天。当时李白为谋求政治出路，实现政治理想，“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离开蜀中赴长江中下游的舟行途中，写下此诗。峨眉山是蜀中大山,也是蜀地的代称。李白是蜀人,因此峨眉山月也就是故园之月。乍离乡土的青年踌躇满志，当他乘船夜行，仰望峨眉山上皎洁的明月，俯视月映清江的迷人景色时，不禁感慨万千。江行见月，如见故人。然明月毕竟不是故人，甚至明月也只是可亲不可近，可望而不可及，对亲人故友的依依惜别之情跃然纸上。凡咏月处，皆抒发江行思友之情，令人陶醉。连用五个地名，精巧地点出行程，既有“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豪迈，也有思乡的情怀，语言流转之自然，恰似“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公元1076年（北宋神宗熙宁九年）。当时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做太守，中秋之夜他一边赏月一边饮酒，直到天亮，于是做了这首《水调歌头》。苏轼一生，以崇高儒学、讲究实务为主。但他也“龆龀好道”，中年以后，又曾表示过“归依佛僧”，是经常处在儒释道纠葛当中的。每当挫折失意之际，则老庄思想上升，借以帮助自己解释穷通进退的困惑。
广为流传的“此心安处是吾乡”一句实则是其一生的精神写照，体现了他善处穷通、随缘而适的人生态度。东坡的一生颠沛流离，曾有诗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虽多次遭贬，但依旧随遇而安、无往不快。而这个关于人生的最初启悟不是来源于儒释道的学说，而是出自一位歌姬之口。
当年，苏轼的好友王巩（字定国）因为受到使苏轼遭杀身之祸的“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王定国受贬时，其歌妓柔奴毅然随行到岭南。公元1083年（元丰六年）王巩北归，出柔奴（别名寓娘）为苏轼劝酒。苏轼问及广南风土，柔奴答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后，大受感动，作《定风波》一词以赞。
公元1071年（宋神宗熙宁四年），他以开封府推官通判杭州，是为了权且避开汴京政争的漩涡。熙宁七年调知密州，虽说出于自愿，实质上仍是处于外放冷遇的地位。尽管当时“面貌加丰”，颇有一些旷达表现，也难以遮掩深藏内心的郁愤。这首中秋词，正是此种宦途险恶体验的升华与总结。
对于这首《水调歌头》历来都是推崇备至。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认为是写中秋的词里最好的一首，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这首词仿佛是与明月的对话，在对话中探讨着人生的意义。既有理趣，又有情趣，很耐人寻味。它的意境光阔，胸怀乐观而旷达，对人间的眷恋之意，以及那浪漫的色彩，潇洒的风格和行云流水一般的语言，至今还能给我们一种美好的享受。
这首词虽然包含人生哲学，然而它是通过一个完美的文学意境来表现的。体会到的是作者丰富的感情，而不是枯燥的说教。同时，词里虽有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情与理的矛盾，但最后还是以理遣情，不脱离现实，没有悲观失望的消极思想，情绪是健康的。同时，这首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所以它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所赞美的名作。
就在创作名作《水调歌头》之后不久，苏轼兄弟便得到了团聚的机会。熙宁九年（1076）冬苏轼得到移知河中府的命令，离密州南下。次年春，苏辙自京师往迎，兄弟同赴京师。抵陈桥驿，苏轼奉命改知徐州。四月，苏辙又随兄来徐州任所，住到中秋以后方离去。这是七年来，兄弟第一次同赏月华，而不再是“千里共蝉娟”。
苏轼与弟苏辙同在徐洲赏月，作此词写兄弟团聚的喜悦，而“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这两句却流露出即将离别的悲哀，从当年当夜推想次年中秋，归结到别情。不过这也符合这首词的调性，因为《阳关曲》本来就宜于送别。读“此生”一句，应怜良夜难逢，兄弟应尽情欢乐；而读“明月”一句，则觉萍踪无定，又生伤离惜别之情。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这期间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作品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包括《春望》《三吏》《三别》等。这首诗是759年（乾元二年）秋杜甫在秦州所作。这年九月，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从范阳引兵南下，攻陷汴州，西进洛阳，山东、河南都处于战乱之中。在安史之乱中，杜甫颠沛流离，备尝艰辛，既怀家愁，又忧国难。当时，杜甫的几个弟弟正分散在这一带，由于战事阻隔，音信不通，引起他强烈的忧虑和思念。
《月夜忆舍弟》即是他当时思想感情的真实记录。诗中写兄弟因战乱而离散，杳无音信。在异乡的戍鼓和孤雁声中观赏秋夜月露，只能倍增思乡忆弟之情。颠沛流离中的诗人杜甫，看到山河破碎，思念不知生死的兄弟，更为国破悲痛，从而有“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佳句。
王建(约767－831)，字仲初，生于颍川(今河南省许昌市人)，唐朝著名诗人。大历(唐代宗年号，公元766—779年)年间考中进士。出身寒微，一生潦倒，虽曾进士及第，却只作过几任小官。曾一度从军，约46岁始入仕，曾任昭应县丞、太常寺丞等职。后出为陕州司马，世称王司马。约64岁为光州刺史。与张籍为挚友，也以乐府诗著称于世，写下了许多从不同侧面反映社会矛盾和民间疾苦的作品；风格上也和张籍有相似之处，善写七言歌行，绝少直发议论，语言通俗明快，凝练精悍，确有独到之处，所以世称“张王乐府”。
诗人运用形象的语言，丰美的想象，渲染了中秋望月的特定的环境气氛，把读者带进一个月明人远、思深情长的意境，加上一个唱叹有神、悠然不尽的结尾，将别离思聚的情意，表现得非常委婉动人。中秋夜皓月如水，“在望月的许多人中，秋思最深的恐怕只有我啊！”
徐凝（生卒年不详），睦州（今浙江建德）人，主要活动在806-820年期间（唐宪宗元和年间）。精研吟咏，无意进取。唐宪宗元和年间有诗名。后游于长安，竞无所成，遂归隐故里，优游而终。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名字因为这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奈是扬州”而名垂青史。
扬州，从当年隋炀帝为观赏琼花而修了那条大运河开始，就成了“烟花繁盛地，温柔富贵乡”的纸醉金迷场，就成了“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锦绣繁盛地。这样的都市里难免有才子佳人的意外邂逅与无奈分离。扬州的那一轮明月美则美矣，但怎么也遮不住佳人不再，物是人非的愁怨与无奈。
在扬州，30多岁的杜牧结识了一个一如扬州美景的少年妓女，她洗尽铅华，清丽自然，不施粉黛便可倾城倾国。然而那仅是短暂的邂逅，杜牧走了，离开了扬州。纵然依依不舍，他还是走了，作下了“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他是杜牧，不是柳永。他不能“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他不能“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他有济世救国之志。
扬州是个多情之地，在这思念殷切的月明之夜，诗人唯觉一片惆怅。当日的愁眉，当日的泪眼，以及当日的惨痛心情，都作成别离后无穷的思念。虽然时光冲淡了当日的凄苦，却割不断缠绵的思念。这种挣不断、解不开的心绪，本与明月无关，但它曾照过离人的泪眼，好比对人有情，而离别后偏偏照着愁人，又好像无动于衷，这便显得“可憎”。
晏几道（1037-1110），宋代词人。字叔原，号小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晏殊第七子。少年时期的晏几道，出生在达官贵人之家，衣食无忧，读书不愁，也是一名风流公子。可是到晏殊去世，晏几道便尝尽人间冷暖，开始了落魄漂泊的一生。仕途不利，晚年家道中落。然个性耿介，不肯依附权贵，文章亦自立规模。工令词，多追怀往昔欢娱之作，情调感伤，风格婉丽。与其父齐名。
晏几道是多情的，他最擅长小令，词中写尽了他的多情与痴情。一场歌舞宴席，晏几道便可为一姑娘倾心。据晏几道在《小山词·自跋》里说：“沈廉叔，陈君宠家有莲、鸿、苹、云几个歌女。”晏每填一词就交给她们演唱，晏与陈、沈“持酒听之，为一笑乐”。晏几道写的词就是通过两家“歌儿酒使，俱流传人间”。这四个歌女天生丽质，她们的一笑一颦、她们的一歌一舞，令小山魂牵梦萦。尤其是小苹，更是让晏几道爱得发狂。
然而，多情的小山注定是悲苦的，这种好日子没过多久，沈廉叔、陈君友两位知音相继病故，小苹等歌女也流转人间，终究不知所终。这便成了小山一生的牵挂与伤痛，他为情所困，在“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缠绵与惆怅中独自徘徊，写下了《临江仙》这首凄美绝伦、情真意切的名篇，寄托了对小苹的深深思念。
范仲淹（989—1052年），即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皇佑四年(1052年）。范仲淹，字希文。和包拯同朝，为北宋名臣，政治家，文学家，吴县（今属江苏）人，少年时家贫但好学，当秀才时就常以天下为己任，有敢言之名。曾多次上书批评当时的宰相，因而三次被贬。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元昊反，以龙图阁直学士与夏竦经略陕西，号令严明，夏人不敢犯。
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对当时的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傜役。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可惜不久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不能实现，因而被贬至陜西四路宣抚使，后来在赴颍州途中病死，卒谥文正。就是在贬官邓州期间，他写下了名垂千秋的《岳阳楼记》。
他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统帅，也是—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成为后来王安石“熙丰变法”的前奏；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经他荐拔的一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朱熹称他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这首词作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至庆历三年（1043年）间，当时范仲淹正在西北边塞的军中任陕西四路宣抚使，主持防御西夏的军事。此词抒发了作者夜不能寐，高楼独倚、借酒浇愁、怀念家园的羁旅乡愁。景色阔远而秾丽，它一方面显示了词人胸襟的广阔和对生活对自然的热爱，反过来衬托了离情的可伤，另一方面又柔而有骨，深挚而不流于颓靡，低回宛转的愁思跃然纸上。
纳兰性德，字容若，清代最为著名的词人之。其祖于清初入关，战功彪炳，其父明珠，是康熙朝权倾一时的首辅之臣。容若天资颖慧，博通经史，工书法，擅丹青，又精骑射，十七为诸生，十八举乡试，二十二岁殿试赐进士出身，后晋一等侍卫，常伴康熙出巡边塞，其名篇“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新，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就写于随康熙出巡辽东的路上。三十一岁时因寒疾而殁，康熙24年患急病去世，年仅31岁。
中秋节对月而吟者，百代不绝。当中翘楚，豪放词中要算苏东坡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婉约词中当属纳兰容若的《琵琶仙中秋》。纳兰才华横溢，其虽侍从帝王，却向往平淡的经历。流传至今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昏鸦尽，小立恨因谁？”等富于意境的佳作，均是其皇族子弟身份不可企及的高度。对容若而言，纵使身在帝王侧，但人生中依旧有太多的不可琢磨，不可推测。今日的繁华不能注定一生的平顺。彩云飞过，可以不去迁就自己一定要追梦前朝。容若身在塞外，心却从来向往着江南古地，追忆着华年早逝的卢氏，牵挂着江南湖州的沈婉，在时间之外，追逐着心性的放浪与无奈，故而才有“只影而令，那堪重对，旧时明月”的慨叹。
北京海淀上庄翠湖边有纳兰的墓地，翠湖边，却是荒郊，“初阳荻岸鸟枝低，满陌烟深路欲迷。”纳兰、卢氏墓志、碑刻，在动乱年代被毁坏，散失贻尽，地宫被揭顶，棺具尸骨被抛弃。相关地貌、遗物已踪迹全无。真个人生已矣，落花无情。
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心作词的词人，柳永是北宋一大词家，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
柳永年少时一心功名，然而多年坎坷，已然灰心，从此后他八千里路云和月，不是天涯羁旅，就是勾栏瓦肆，从心底与那庙堂决裂了，以妓为家，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柳永半生都在烟花陌巷度过，据说，那些当红名妓不惜用全部家产用来供养柳永，只为得柳永写一阙词。柳永与那些歌女绝不只是肌肤之亲，柳永给她们寂寞的心里留下了缠绵悱恻美好的一面。柳永最后死在名妓赵香香家。身无分文，无人过出问。名妓陈师师，谢玉英纪念柳永，凑一笔钱为他安葬。殡之时，东京满城妓女都来了，皆戴重孝，半城缟素，一片哀声。柳永之多情，值得那些歌女为他倾心。
《雨霖铃》是词人在仕途失意，不得不离京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时写的，是表现江流落感受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更成为千古佳句。柳永生活在市民阶层已渐壮大的北宋中前期，混迹青楼酒馆，对市民的生活相当了解，柳永表现女性生活、感情的词作。
李清照（1084年3月13日—1155年5月12日），号易安居士，两宋之交的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她生于书香门第，早期生活优裕，李清照自幼生活在文学氛围十分浓厚的家庭里，打下文学基础。耳濡目染，家学熏陶，加之聪慧颖悟，才华过人，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曾受到当时的文坛名家、苏轼的大弟子晁补之（字无咎）的大力称赞。
出嫁后与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时，夫妇流寓南方，赵明诚途中染疾撒手西去，境遇孤苦。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越十余年，大约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或者以后，李清照怀着对死去亲人的绵绵思念和对故土难归的无限失望，在极度孤苦、凄凉中，悄然辞世，享年73岁。《一剪梅》中独特的构思体现了李清照与赵明诚夫妇二人心心相印、情笃爱深，相思却又不能相见的无奈思绪流诸笔端。
李清照的经历是不可复制的，只有真正的痛心疾首过，才会感受才人间的温度。
当然李清照也有另一面，留下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豪爽大气的诗句！朱熹曾如此评论：“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从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不光流露出她的豪放性情、开阔胸襟，也侧面反映李清照对历史政治的熟知和关注，并且她是有着深厚爱国思想的。
仓央嘉措，原名洛桑仁钦仓央嘉措，仓央:梵音,妙音；嘉措:大海。公元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生于藏南门隅地区宇松地方的一户世代信奉宁玛派佛教的农民家庭。1697年，仓央嘉措被选定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
仓央嘉措又是一位在西藏历史上生平迷离，又极具才华，也最受争议的一届达赖喇嘛。因为无法避免的牵连于当时政局动荡、政治矛盾旋涡中的西藏，康熙帝决定将仓央嘉措解送北京予以废黜，之后生死踪迹不明，命运未卜！甚至没有人知道他的卒年及准确的圆寂之地。
在成为五世达赖之前，仓央嘉措生活在民间，虽然家中世代信奉宁玛派（红教）佛教，但这派教规并不禁止僧徒娶妻生子。而达赖所属的格鲁派（黄教）佛教则严禁僧侣结婚成家、接近妇女。对于这种清规戒律，仓央嘉措难以接受。因为此时的他在家乡有一位美貌聪明的意中人仁增旺姆，他们终日相伴，耕作放牧，青梅竹马，恩爱至深。仓央嘉措进入布达拉宫后，他厌倦深宫内单调而刻板的黄教领袖生活，时时怀念着民间多彩的习俗，思恋着美丽的情人！后被铁棒喇嘛发现，他的情人也被处死，没有人知道他在得知情人被处死时的心境！
仓央嘉措，写了很多热情奔放的情歌，他的《情歌》诗辑，词句优美，朴实生动，在民间广为流传歌诵。仓央嘉措没有成为佛，他只是成为一个人，在出世中有飘逸，在平静处有传奇，在历史上所有的喇嘛里，他是最飘逸的。他一生都在寻求不负如来不负卿的双全之法，最具代表性的《那一天》：
那一天，我闭目在经殿香雾中，
蓦然听见你颂经中的真言；
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转经筒，
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
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我转山转水转佛塔，
不为修来生，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也有诸如《十戒诗》中“但曾相见便相知，相见何如不见时。安得与君相诀绝，免教生死作相思”这样美到让人哭的诗句！
藏传佛教高僧对其评价为，“六世达赖以世间法让俗人看到了出世法中广大的精神世界，他的诗歌和歌曲净化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他用最真诚的慈悲让俗人感受到了佛法并不是高不可及，他的特立独行让我们领受到了真正的教义！”也正因为如此，仓央嘉措在藏传佛教中一直被奉为六世，而把后来指定的六世达赖称为七世。
余光中先生从小饱经风霜。抗战爆发后，他曾跟随母亲从南京逃到四川。四川的生活和风物，在余光中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抗战胜利之后，母子俩又重返南京，他就读于金陵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外文系。
不料，好景不长。内战的烽火又起。1948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当时由于政治原因，台湾和大陆长时间的隔绝，致使余光中多年没有回过大陆。他一直思念亲人，渴望祖国的统一和亲人的团聚。在强烈的思乡之情中，诗人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写下了尽人熟知的《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余光中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诗人，他写作风格变化的轨迹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整个诗坛三十多年来的一个走向，即先西化后回归。在台湾早期的诗歌论战和70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的诗论和作品都相当强烈地显示了主张西化、无视读者和脱离现实的倾向。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业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
80年代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对创作的重要性，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写了许多动情的乡愁诗，对乡土文学的态度也由反对变为亲切，显示了由西方回归东方的明显轨迹，因而被台湾诗坛称为“回头浪子”。
所有中秋词里，最令人倍感凄忧无奈，且读完挥之不去者，莫过于南宋刘过的这首《唐多令》，将一介文人，一袭布衣，面对江河日下的家国的深深无力感，以及一种家国将亡的肝肠寸断，写得淋漓尽致。该词句句经典，尤其最后一句，“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千年无人超越，惊艳古今。
刘过生活在大厦将倾的南宋，少怀志节，豪放俊逸，“拂拭腰间，吹毛剑在，不斩楼兰心不平……威撼边城，气吞胡虏，惨淡尘沙吹北风（《沁园春》）”。对于朝廷懦弱偏安的态度十分痛恨，“曾伏阙上书，力陈恢复方略”，“屡陈恢复大计，谓中原可一战而取”，奈何人微言轻。又屡试不第，终无法报效朝堂，终身布衣，漫游江、浙，依人作客，年五十二即抑郁而终。
词中的南楼在武昌黄鹄山，为宋金交战前线，初建时刘过曾漫游武昌，过了一段“黄鹤楼前识楚卿，彩云重叠拥娉婷”（《浣溪沙》）的豪纵生活。二十年过去，以身许国的刘过却“四举无成，十年不调”，仍然一袭布衣。兼之山河破碎，朝堂昏庸，刘过此时以垂暮之身故地重经，虽风景不殊，却触目皆忧国伤时之恸，遂有“能几日，又中秋…故人今在否？旧江山浑是新愁”的无尽忧痛。
任何一个强盛的国家，都不是某个人一己之力铸就的。同样的道理，一个江河日下的国家，也不是一个百无一用的文人能挽救的。刘过墓在江苏昆山亭林园内玉峰山东麓，墓前立隶书“宋庐陵处士龙洲刘先生之墓”花岗石墓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尽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