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同心同行】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谢冰心、吴文藻夫妇便是著名的作家与社会学教授。1951年，他们从日本归来，为新中国的文学与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两人都有一个立场、思想与感情的转变，这个转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人士的休戚与共，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改造。
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冰心、吴文藻就与周恩来有过接触。1940年，他们举家从昆明迁往重庆，老舍闻讯，即在中法比瑞同学会举行茶话会，欢迎冰心、吴文藻以及茅盾、巴金、徐迟等来渝作家。在渝的作家郭沫若、田汉、张西曼、冯乃超等七十余人出席。喝茶是重庆人的习惯，手中一杯清茶，纵论天下大事。欢迎茶会取圆桌方式，自由组合入座，许多人都是文中相见，见面却是不识其人，待自我介绍后，方拱手作揖，“久仰久仰”。冰心坐下来，身旁竟是阳翰笙，他们之前也未见过面，但阳翰笙认识冰心，便主动打了招呼，说是年轻时便读过她的《繁星》《超人》等。常驻曾家岩的周恩来也出席了茶话会，与大家互致问候。这是冰心、吴文藻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晚年，冰心曾回忆到这次见面：
会开始不久，总理从郊外匆匆地赶来。他一进到会场，就像一道阳光射进阴暗的屋子里那样，里面的气氛顿然不同了，人们欢喜活跃起来了！总理和我们几个人热情地握过手，讲了一些欢迎的话。这些话我已记不清了，因为这位磁石般的人物，一下子就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只见他不论走到会场的哪一个角落，立刻就引起周围射来一双双钦佩的眼光，仰起一张张喜悦的笑脸。他是一股热流，一团火焰，给每个人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这在当时雾都重庆的悲观、颓废、窒息的生活气氛之中，就像是一年难见几次的灿烂的阳光！（《周恩来总理——我所敬仰的伟大的共产党员》）
从日本回到北京后的冰心、吴文藻，开始穿上列宁服与中山装，出现在街头、商场、新华书店，他们挑了许多新书，抱回洋溢胡同的家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吴文藻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卷这两本书特别看重，从中了解到许多闻所未闻的史料，对其中与社会学和哲学有关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井冈山的斗争》《实践论》《矛盾论》等读得最为仔细，思之再三。闲时，读些描写土地改革的文学作品，并用红的蓝的笔在上面划道道，女儿觉得纳闷，Daddy看小说怎么还划道道？又不是学术著作！吴文藻还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觉得这些书与社会学家的著作并不矛盾，并且可能推动社会学研究的发展。
在洋溢胡同的那个四合院里，海棠花在暖融融的春光里盛开，每天都有成群的蜜蜂恋着花枝，嗡嗡之音足可盛满院落。脱下冬装的两个女儿，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父母常常倚立窗口，望着她们背了书包走出院门的身影，有种说不出的愉悦。也就在这时，有关方面通知，周恩来总理要接见他们，这满庭芳的小院更是增添了欢乐。
隔天傍晚，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总理在夫人邓颖超的陪同下，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总理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回来了，你们好呵！这“回来”二字，着实令冰心、吴文藻感到温暖。吴文藻坐在周恩来的旁边，向总理谈到自己的身世：原本就是教书的，抗战后到了重庆，误入仕途，又去了日本，本想很快就回来，但没有想到国内的局势……总理接过他的话，连声说，没有关系，革命不分先后，吴先生在日本也为我们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并且称赞他“对革命是有贡献的”。总理的肯定令吴文藻感动，他择取要者，向总理汇报了战后日本的有关情况。
那次会见，总理还询问了谢、吴子女的情况以及对工作安排的想法。冰心告诉总理，儿子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学习，两个女儿都在读中学，总理就问，中学之后有什么打算，吴文藻告诉总理，大女儿想学历史，小女儿想学医。总理略做沉思，建议两个女儿学习外语，说，你们家的条件好，学习外语有好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外事活动多，而外语人才奇缺，希望他们不仅为国家培养建设大厦的人才，还要为国家培养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人才，并叮嘱，请你们与孩子们商量一下。此后，两个孩子都按总理的希望，报考大学时选择了外语专业，后来又在大学任教，为新中国培养了许多外语人才。
总理在这次会见中，还征求了冰心和吴文藻对工作安排的意见。吴文藻在回国之前，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自己能为新中国做哪一些工作？吴文藻对印度的情况熟悉，如果能将自己派到印度，可以发挥作用；如果不去印度，则可回到学校教书，这是他的本意。1953年10月，吴文藻接受了新安排，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央民族学院工作。
1953年九十月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各地知名作家、艺术家聚集北京，共享盛会，冰心也出席会议。会议代表几百号人，她只与为大会做报告的郭沫若、茅盾有过交往，报告中的用语、词汇也大都陌生，比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比如文学创作是共产党领导的事业，文学事业与党的事业是齿轮与螺丝钉的关系，还有描写英雄人物等。报告中论述文学艺术的成就，一是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二是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引，这个她闹不清楚，悄悄跑到书店买了一本《讲话》来读，边读边反思自己过去的写作生涯，书中对人性论的批判，对她启发教育极大。会议十几天，冰心住会，天天与新的面孔与新的观念打交道，也觉得蛮有意思。不少场合，当有人介绍到冰心时，就有人说读过她的作品，甚至有人说是她的“小读者”，这让她意外。感受最深的是，共产党对文学艺术的关心与重视，毛泽东讲话，周恩来做政治报告，刘少奇、朱德、陈毅等抽出时间来接见大会的代表，并且在一起照相。冰心是有经历的人，她心里清楚，北洋政府自不必说，国民党也不会这样，欧美的政党领袖最多是竞选时拉拢名演员造势投票。共产党为何如此重视作家与艺术家？作为其中的一员，她感受被器重的骄傲与自豪，但也有很大的精神压力。在这次大会上，冰心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同时参加了全国文协会员代表大会。她的名字、她的发言，出现在大会简报上，出现在各大报的名单中。消失了多年的女作家冰心，在北京“浮出了水面”，并且是以大会亮相的“华丽转身”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香港《大公报》以北京专讯的方式，首发署名耕野的报道《女作家谢冰心回到了北京》，立即在海外引起反响。经由丁玲、老舍介绍，冰心加入全国文协，并在文协儿童文学组担任组长。此时的冰心，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与描写新生活，描写新中国儿童生活的中篇小说《陶奇的暑期日记》是她归来之后出版的第一部新作品。
1954年6月，冰心、吴文藻一道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的座谈讨论。吴文藻首先注意到总纲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他认为，这就表明新中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同时也表明多民族所构成的国家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宪法主张，多民族国家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的民族关系之上的，因此这个国家可以说是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这时，吴文藻在民族学院承担着培养年轻学者与教学的任务，作为教研室主任，组织民族问题与民族学的教学，帮助青年教师修改讲稿、为充实丰富民族志的教学内容，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民族学教研室，青年教师是一线教学主体，他们对自己研究的某一民族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但有的人在综合能力及视野方面可能较为欠缺，吴文藻便站在理论的高度与学术的视野上，在资料的综合与使用上，指导年轻的教师们。同时，他自己重点研究讲授的是藏族，完成了简介式的《中国少数民族》（英文稿）的编写。1957年2月，早春的季节，吴文藻接到正式通知，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表明了共产党与人民政府对他的信任与尊重。
冰心在国内刚刚“浮出水面”，便频频被派往国外访问，开始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执行重要的政治与外交任务。1955年，冰心两次被派往印度，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团结会议，并对印度进行友好访问。之后又接受了新任务，参加以李德全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前往洛桑出席世界母亲大会，并访问瑞士、法国、苏联、捷克。8月又出现在中国代表团中间，出席日本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此前的1954年底，冰心还回到故乡福建参观访问，长达一月余。这段时间，冰心创作了大量文章，描写新的生活，表现新中国的美好形象。不久之后，她的代表作《小橘灯》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为她赢得了新中国青少年的喜爱。
（作者：王炳根，系福建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冰心文学馆首任馆长）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