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如同一位跨越千年的老友，用最凝练的语言，与我们分享着生命中最深刻的秘密，当我们在月光下低吟“举头望明月”，或是于困境中默念“长风破浪会有时”，便完成了一场与古人的灵魂对话，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语言的殿堂，探寻“我是谁”这一永恒命题在诗歌中的万千答案。
溯源：从古老歌谣到璀璨星河
诗歌的源头,是人类最初的心跳，中国的诗歌传统，若论其浩浩源流，必从《诗经》开始，这部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诗歌的总集，如同一位沉默而博学的始祖。“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质朴的吟唱，是先民最直白的情感记录，它告诉我们，诗歌最初的“我”，是集体情感的共鸣，是族群共同的喜怒哀乐。
至战国时期,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南方诗歌，则完成了一次伟大的个人觉醒。“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我”第一次如此鲜明、强烈地站在历史舞台中央，带着个人的理想、悲愤与不屈的意志，从此，中国诗歌的长河中，“小我”与“大我”开始交织奔流。
及至唐代,这座中国诗歌的巅峰，我们看到了“我”的极致绽放，李白的“我”，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放不羁；杜甫的“我”，是“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忧国忧民；王维的“我”，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超然物外，每一位诗人，都用其独特的生命体验，为“我是谁”写下了属于自己的注脚。
匠心：诗歌如何塑造“我”
诗歌之所以能直抵人心,在于其运用了独特的艺术手法，将抽象的情感化为可感的意象与韵律。
意象的营造，是诗歌构建世界的砖石。 诗人很少直接诉说孤独，而是描绘“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画面；很少空谈愁绪，而是勾勒“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形象，这些意象，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外化，是“我”与万物共鸣的产物，当我们读懂了这些意象，便读懂了诗人的灵魂。
格律与节奏，是诗歌呼吸的韵律。 近体诗的平仄对仗，词牌的长短错落，都如同音乐的节拍，赋予情感以形式，李清照《声声慢》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一连串的叠字，不仅在声音上营造出徘徊低迷的节奏感，更在情感上层层递进，将一种无处排遣的悲凉刻画入骨，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让“我”的情绪得以最精准地传达。
典故的运用，是跨越时空的握手。 诗人常借古人事、前人句，来抒今人情，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遥想周瑜“雄姿英发”，实则是为了映照自身“早生华发”的感慨，这个“我”，便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嵌入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脉络之中，与古人同悲同喜，个体的生命体验由此获得了永恒的重量。
践行：在日常中与诗歌相遇
诗歌并非博物馆里的古董,而是可以照亮我们日常生活的明灯。
情境的共鸣，让诗歌成为我们的代言人。 当我们历经艰辛终于成功时，会自然想到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当我们与挚友分别时，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便能给予最好的慰藉，寻找与当下心境契合的诗句，是一种高级的情感表达，它让我们意识到，千百年来的悲欢离合，本质相通。
创作的尝试，是认识“我”的最佳路径。 不必畏惧格律的严谨，从记录当下的真实感受开始，一次日落，一段回忆，一丝莫名的惆怅，都可以是诗意的起点，试着用凝练的语言捕捉它，用新鲜的比喻装饰它，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深刻的自我探索，当你写下“我的忧伤是窗台上忘记浇水的植物”，你便为那个模糊的“我”，找到了一个确切的形状。
诗歌中的“我”，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答案，而是一场永不停息的追问，它可以是李煜亡国后的“流水落花春去也”，是岳飞怒发冲冠时的“臣子恨，何时灭”，也可以是纳兰性德夜深时的“人生若只如初见”，我们在诗歌中遇见的，是无数个灵魂对于自身存在的确认、怀疑与咏叹。
我们读诗、品诗、甚至尝试写诗，并非为了成为诗人，而是为了在浩瀚的诗意中，更清晰地辨认出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每一次与诗歌的相遇，都是一次自我身份的建构，当一句古诗在不经意间涌上心头，与我们当下的生命完美契合时，我们便找到了那个问题的暂时答案——在此时，在此地，此情此景中的“我”，究竟是谁，这或许就是诗歌赋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让我们在流转的时光与普遍的人性中，安放好属于自己的那个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