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的风格是沉郁顿挫，这一风格特征贯穿其创作始终，既有对时代苦难的深刻记录，也有对个人命运的悲悯抒发，更蕴含着儒家仁爱精神与家国情怀的厚重底色，其诗歌以“诗史”著称，在内容上广泛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在艺术上则通过精炼的语言、严谨的格律和深沉的情感表达，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范式。 维度看，杜甫的诗歌始终贯穿着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和对国家命运的忧思，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尖锐的对比，揭露了阶级对立的残酷现实；在“三吏”“三别”组诗中，他通过《新安吏》《石壕吏》等作品，详细记录了战争背景下普通百姓的悲惨遭遇，无论是“暮婚晨告别”的新婚夫妇，还是“子孙阵亡尽”的老妪，都在诗中成为时代苦难的缩影，这种对现实的深刻洞察，使诗歌超越了个人抒情的范畴，具有了历史文献的价值，杜甫的诗歌也充满了对家国的赤诚，“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以破碎的山河与繁盛的草木形成反差，寄托了对沦陷故国的沉痛哀思；“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则通过对诸葛亮的追忆，抒发了对壮志未酬的无限感慨，体现了儒家“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
在艺术表现上，“沉郁顿挫”不仅体现在情感的深沉厚重，更体现在语言、结构和意境的精心锤炼，杜甫善于通过炼字营造精准的意象，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中，“垂”与“涌”二字以动态描摹天地之壮阔，既写实景，又寓孤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则以移情手法，将主观情感投射于花鸟，强化了悲怆氛围，在结构上，杜甫诗歌常以跌宕起伏的笔法展现情感的复杂性，登高》前四句“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以开阔的景象铺垫苍凉基调，后四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则转入个人身世的感慨，由景及情，层层递进，形成“顿挫”的节奏感，杜甫对格律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尤其是七言律诗，如《秋兴八首》组诗，以严谨的对仗、和谐的音韵，构建起沉郁雄浑的艺术境界,对后世律诗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杜甫诗歌风格的成因，与其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他一生历经盛唐由盛转衰的剧变，早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才情，在“安史之乱”后颠沛流离的生活中，逐渐转化为对现实的深刻反思，仕途的坎坷、战乱的流离、亲人的离散，使其诗歌情感愈发沉郁；而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信念，又使其在悲悯中始终坚守着对家国的责任，这种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的交织，最终形成了“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使其诗歌既具有“诗史”的纪实性，又具备“诗圣”的崇高性。
以下是关于杜甫诗歌风格的相关问答：
Q1：杜甫的“沉郁顿挫”风格与李白诗歌的“豪放飘逸”有何不同？
A1：杜甫的“沉郁顿挫”与李白的“豪放飘逸”是唐代诗歌的两大高峰，但风格迥异，杜甫的风格侧重于对现实的深刻反思和情感的厚重表达，语言精炼严谨，结构跌宕起伏，内容多关注民生疾苦与家国命运，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而李白则以浪漫主义见长，诗歌想象瑰丽、情感奔放，语言飘逸洒脱，常通过神话传说和个人理想抒发对自由的追求，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体现了豪放不羁的个性，两者的差异源于个人经历与创作理念的不同：杜甫扎根现实，李白超越现实,共同构成了唐诗的多元魅力。
Q2：杜甫的“沉郁顿挫”风格对后世诗歌创作有何影响？
A2：杜甫的“沉郁顿挫”风格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宋代诗人对其推崇备至，宋代诗人如苏轼、黄庭坚等，在创作中注重杜甫诗歌的现实关怀和艺术锤炼，形成了“江西诗派”的“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创作理念，强调杜甫式的“无一字无来处”，杜甫的格律规范也为后世律诗创作树立了典范，其“诗史”精神更是影响了历代关注现实的诗人，如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陆游的爱国诗歌等，都可见杜甫风格的烙印，可以说，杜甫不仅是中国诗歌的集大成者,更是后世诗人汲取精神营养的重要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