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凝练的语言艺术，是情感与思想的高度浓缩，对于许多学习者而言，如何深入理解一首诗，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文学素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以“周记”的形式，每周坚持赏析一首约三百字的诗歌，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不仅是一种积累，更是一场与古今中外诗人跨越时空的深度对话。
要真正读懂一首诗,不能止步于文字表面，探寻其“出身”是首要一步，这里的“出身”，指的是诗歌的出处与作者，一首诗如同一个生命体，它的诞生地与创造者决定了其最初的基因。
出处，即诗歌的载体，它可能收录于一位诗人的个人专集，如李白的《李太白集》，从中可以窥见诗人整体的风格脉络；它也可能隶属于一个文学流派或时代的合集，如《花间集》代表了晚唐五代词风的绮丽婉约，《唐诗三百首》则荟萃了盛唐之音的精华，了解出处，有助于我们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文学史坐标系中，理解其承前启后的地位，读到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若知道它出自其组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便能更深刻地体会到诗人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动荡紧密相连的叙事格局。
作者，是诗歌的灵魂注入者，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观念与创作风格，是解读诗歌的钥匙，诗人的生命轨迹往往在其作品中留下深刻的烙印，李煜从一国之主沦为阶下之囚，其词作才由早期的艳曲转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深哀巨痛，苏轼一生屡遭贬谪，却锻造出其“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襟怀，不了解他坎坷而豁达的人生，就很难真正读懂其词中的复杂情愫，知人论世，是进入诗歌世界的不二法门。
在明确了诗歌的“身份”后，我们需将其放回原有的历史时空，这便是对创作背景的考察，创作背景是诗歌生长的土壤，包含了特定的时代环境、社会状况以及诗人提笔时具体的心境与遭遇。
时代背景如同一张巨大的幕布,决定了诗歌的基调，建安文学的风骨嶙峋，与汉末的战乱频仍、生灵涂炭息息相关；盛唐诗歌的雄浑豪迈，则与国力强盛、文化自信的时代精神同频共振，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拐点，也彻底改变了杜甫的诗风，使其作品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沉郁色彩。
具体事件的触发,则往往是诗人灵感的直接来源，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为友人赴任而作的赠别诗；白居易的《琵琶行》，是他在浔阳江头夜送客时，偶遇琵琶女，有感于“同是天涯沦落人”而创作的，还原这些具体情境，诗中的意象与情感便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变得鲜活可感。
掌握了诗歌的“前世”，我们再来探讨其在当下的“今生”，即如何将诗歌为我所用，学习诗歌，绝非为了机械地背诵，而在于提升我们的审美能力、表达能力与人文素养。
使用方法的核心在于“应用”与“内化”，其一，是提升语言表达，诗歌中精妙的词汇、独特的句式、生动的比喻，都是我们学习语言的宝库，在日常写作或言谈中，适时、恰当地化用诗句，能极大地增强表达的感染力与文采，其二，是滋养精神世界，诗歌是情感的容器，当我们遭遇困境时，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能给予我们力量；当我们感到孤独时，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禅意能让我们心境平和，让诗歌的精神融入我们的生活态度，是更高层次的使用，其三，是进行跨领域联想，诗歌的意象与哲理，可以与音乐、绘画、甚至现代商业管理产生奇妙的共鸣，从“春江水暖鸭先知”中，或许能感悟到市场敏锐度的重要性。
而要达成有效的使用,必须深入理解诗歌的使用手法，即其艺术技巧，这是诗人将平凡语言点石成金的魔法。
意象是诗歌的基本构成单位，是融入了诗人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等一系列意象的组合，营造出浓郁的萧瑟苍凉之感，直接叩击读者的心灵。
韵律与节奏是诗歌的音乐性所在，古典诗词的平仄、对仗、押韵，现代诗歌的排比、反复、内在节奏，都构成了诗歌独特的声音美感，朗读，是感受这种美感的最佳方式，通过声音的抑扬顿挫，我们能更直观地体会诗歌的情感起伏。
修辞手法则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比喻让抽象变得具体（“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拟人赋予万物以灵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用典则借古喻今，在有限的字句中蕴含无限的历史纵深（辛弃疾词中大量的历史典故），理解这些手法，如同掌握了破译诗人艺术密码的指南。
坚持每周记录一首诗歌的赏析,并非简单的摘抄与堆砌，它要求我们静下心来，循着出处与作者的线索，潜入创作背景的深海，反复品味其艺术手法的精妙，并最终思考这首诗与自身生命的联结，这个过程，是审美的训练，是思维的深化，更是精神的修行，当三百字的周记积累成册，我们所拥有的，将不仅仅是一本读书笔记，更是一座属于自己心灵的、丰盈而精致的诗歌花园。
